专业炒股配资平台助贷新规下的信托现状：“白名单”披露已达15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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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文章来源：北京商报

　　助贷新规落地一个月有余，信托机构的合作“白名单”披露进展备受关注。11月17日，北京商报记者统计发现，9月以来，业内至少已有15家信托公司在官网对合作机构名单进行了公示，合作机构类型主要包括平台运营机构、增信服务机构两类，合作机构数量多则近20家，少则仅有2家。

　　作为助贷市场的“老玩家”，扮演资金方角色的信托机构早在十余年前便参与其中。当前，信托与助贷两大行业均在持续规范，双方之间的合作更受关注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信托公司与助贷平台的合作本质上是金融资源与获客能力的结合，在拓宽融资渠道、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，监管要求下，行业格局将被深刻重塑。

　　15家信托机构公示“白名单”

　　早前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《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助贷新规”），提出信托公司应该参照执行，对平台运营机构、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，通过官方网站、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渠道披露名单，及时对名单进行更新调整，并不得与名单外的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。

　　在助贷新规正式生效前，信托机构开始陆续披露合作机构名单。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，9月以来，业内已有五矿信托、中诚信托、国投泰康信托、上海爱建信托、粤财信托、山西信托、交银国际信托、华能信托、云南国际信托、陕西省国际信托、中粮信托、华鑫信托、天津信托、上海国际信托、中信信托等15家信托公司，在官网对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机构名单进行了公示。

　　不同于银行披露的合作名单，信托公司披露的助贷“白名单”中均不包括贷后管理相关的催收类机构，合作机构类型主要包括平台运营机构、增信服务机构两类，且是以平台运营类机构合作为主。

　　从合作数量上看，中诚信托、五矿信托、云南信托、国投泰康信托、华鑫信托、华能信托、国民信托等机构合作平台数量超过10家，其中中诚信托合作机构共计17家；交银国际信托与粤财信托的合作平台中，均仅有2家平台运营机构，不涉及增信服务机构。

　　在合作对象选择方面，信托公司合作偏好呈现明显的“头部集中”特征，蚂蚁、美团、抖音等互联网大厂关联机构同时出现在多家信托公司的合作名单中，还有信也科技、乐信等上市金融科技公司旗下主体现身。

　　回溯过往，信托公司涉足助贷业务已逾十年。北京商报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，作为资金方的信托公司，在互联网贷款类业务中并不直接面对个人消费者，而是通过助贷平台、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等机构发放贷款。信托公司通过发行信托产品募集资金作为贷款资金来源，从中获取管理费及部分利息收益。助贷平台、消费金融公司根据资金价差盈利，并承担主要的贷前审核、贷后管理等工作。除了现金贷业务外，信托机构的助贷业务也延伸至消费金融相关场景中。

　　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、主任曾刚指出，信托公司与助贷平台的合作本质上是金融资源与获客能力的结合，在拓宽融资渠道、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助贷平台客户质量参差不齐，信托公司若过度依赖平台风控，容易形成风险敞口累积。助贷新规规范“白名单”机制，信托公司在合作前需要完成更严格的尽职调查与动态评估，有助于强化助贷平台的筛选和管理。

　　头部助贷平台“不爱”信托

　　事实上，助贷新规对信托机构的影响，并不仅仅体现在“白名单”披露上。叠加近期信托行业密集出炉的管理新规，监管释放的更核心的信号在于，助贷业务中信托不能仅仅作为“通道”，同时要求信托加强主动管理。

　　过去几年间，随着监管要求的收紧、助贷行业利率的变化，来自信托机构的资金规模也有变化。从事助贷行业资金方对接的内部人士张骅（化名）告诉北京商报记者，在助贷兴起初期，行业资金稀缺且成本较高，在24%—36%盈利模型可控区间内，信托是重要资金方；2021年至2024年上半年，受“资产荒”影响，信托资金被大幅挤压，且因成本高、单一体量小，不受助贷平台偏好；2024年四季度到2025年上半年，因银行和消费金融资金收缩，信托资金补充进场，规模有所回升。

　　“但当前主流助贷平台中，信托占比仅在10%—15%，头部平台因资金成本原因基本不选择信托。”张骅进一步补充道。

　　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头部助贷平台的印证。有数家头部助贷平台均在接受采访中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，平台所发放的贷款中，来自信托机构的资金规模占比非常小。其中还有机构直言，尽管出现在信托机构披露的“白名单”中，但公司资方中并不包括信托。

　　这与信托行业本身的监管要求也有紧密关联，近年来监管政策持续收紧信托助贷业务。从规范整顿现金贷到2018年资管新规出炉，从2023年信托业务“三分类”新规落地到近期发布的《资产管理信托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均逐步明确信托公司的主动管理责任和合规边界，要求行业告别通道红利。

　　张骅表示，过去尽管信托行业资金成本较高，但其因为灵活的特性而受到青睐，现在监管屡次强调信托回归主体职责，加强管理而非仅利用牌照做通道，这意味着对信托机构投放资产的安全、增信措施及资产定价会有更高要求。在与助贷平台的合作中，部分小规模信托机构明确要求强担保，本质上也是自身管理能力的不足。

　　曾刚认为，助贷新规与信托行业新一轮监管要求的叠加，将深刻重塑信托与助贷业务的格局。信托机构的业务结构更加趋于审慎，助贷业务从以往的“轻参与”模式向深度风控转型，要求信托公司的主动参与和资产质量把控，通道类业务进一步收紧。

　　更加强调风险控制

　　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，当前我国信托机构数量为69家。结合公开信息来看，20余家信托公司曾经涉足互联网助贷领域，市场上还有部分从事助贷业务的信托公司，尚未公示合作名单，这也让信托行业的“白名单”披露打上了“缓慢”的标签。

　　11月17日，针对“白名单”披露进展、与助贷平台的主要合作模式、助贷新规落地后对信托机构的影响，北京商报记者向云南信托、国民信托、上海国际信托等近10家信托公司进行采访，截至发稿未收到相关公司回复。

　　谈及信托行业开展助贷业务的现状，张骅直言，当前市场上开展助贷相关业务的信托机构数量不足总量的20%，形成一定规模的仅有五、六家，并且仍是以通道业务为主。近期行业监管政策密集、市场承压，外部解读从严，具有一定业务储备和管理能力的信托机构受影响有限，可继续开展业务，但需提升内控和管理能力，未开展业务的信托机构则可能延后或取消计划。

　　而在资方与助贷平台的合作中，绕不过的一环在于资金成本。助贷新规援引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将助贷综合服务定价限定在24%以内。2025年11月初，消费金融公司所发放的贷款利率压降至20%一事也引起了广泛讨论。

　　对于这一情况，张骅指出，信托对助贷平台的选择是双向的，助贷本身并非信托机构的主营业务，因此更倾向于体量更大的头部平台，部分信托机构对于合作平台的规模、场景也有硬性要求。中腰部助贷平台则对资金成本更敏感，信托机构对于产品利率在24%的助贷平台另有定价逻辑，但市场接受程度也不高。

　　“后续长期趋势下，若是消费金融行业利率向20%靠拢，基于信托行业资金成本较高的情况，信托机构募集难度会加大，助贷领域信托资金可能进一步减少。”张骅说道。

　　对于后续可能发生的贷款利率变化，曾刚表示，利差空间受到压缩后，信托公司高风险客户定价弹性减小，要求提升风险识别和精细化管理水平，以确保资产质量。同时盈利模式将更多依赖于规模效应、成本控制及风控优势，信托公司需优化业务结构，延伸增值服务，如贷后管理和不良资产处置，提升综合收益。

　　在中国金融智库特邀研究员余丰慧看来，在监管要求下，信托公司将更加注重主动管理责任和业务合规性，将逐步减少对通道业务的依赖，转向更为规范的资产管理模式。信托与助贷相关的业务则将更加强调风险控制和服务质量，可能会出现产品结构优化、服务流程标准化等趋势，以适应新的监管环境。

　　对此，余丰慧建议，信托公司需要优化定价策略，比如通过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、开发更多元化的收入来源等措施来保持盈利能力。在开展贷款相关业务时，信托机构还需特别注意借款人的真实还款能力评估，避免过度借贷导致的违约风险增加，同时也要关注市场动态和政策导向，及时调整业务方向和风险管理策略。